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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越书法之外的价值

来源:光明日报 人气:5157 发布时间:2022-11-22

海门尊兄大人詧书 吴汝纶/书

  槃君老弟诗家正句 吴汝纶/书

  吴汝纶(1840-1903),字挚甫,同治四年进士,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的重臣,也是晚清著名学者和教育家。他堪称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,也为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作序,积极倡导和推介西方新学思想。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说他:“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,无古今,无中外,惟是之求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,下逮近世方(苞)、姚(鼐)诸文集,无不博求慎取,穷其源而竟其委”,生前就有“海内大师”和“古文宗匠”盛名。

  安徽博物院收藏多幅吴汝纶书法作品,其中两幅有题名上款的条屏,我见到颇为兴奋。尤其是一幅带“海门”上款者,在博物院季永先生帮助下目睹真迹原图,如暗室逢灯,绝渡遇舟,顿生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之感。

   “海门”者,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之祖父也。其名朱道海,又名文涛,字维祯,号海门,晚清廪贡生(秀才)。《朱氏宗谱》说他“夙具颖悟,年十三塾课能拈笔成章”,后在桐城孔城镇主持桐乡书院,“一时从游者众,门多桃李”。不论是朱光潜先生自己写的自传,还是诸多学者所著朱光潜评传及生平思想研究类著作,往往都会提到朱先生祖父朱道海(海门)“与吴汝纶颇有交谊”。但究竟有怎样的交谊,史实何在?除朱先生嫡孙宛小平的《朱光潜年谱长编》提到:光绪二十四年(1898)海门主持八修《朱氏宗谱》曾请吴汝纶作序外,再无其他确凿证据。这幅书法条幅,可谓以铁一般事实说明,吴汝纶与朱海门确实“颇有交谊”。

   此幅书法的文字为:“吾见世中文学之士,品藻古今,若指诸掌,及有试用,多无所堪,居承平之世,难可经务。 海门尊兄大人詧书。挚甫吴汝纶。”如此内容,不仅充分表现桐城派一以贯之的“经世致用”的思想,而且反映吴汝纶看不起甚至讨厌那些纸上谈兵、难堪实务的“文学之士”。朱道海(海门)生于道光辛卯(1831)九月二十九日,比吴汝纶大九岁,故吴题“海门尊兄大人詧书”。此处“詧”是“察”的异体字,有明察、辨析之义,传达吴汝纶将自己的见解写出与朋友分享,请朋友体察的意思。当然,从中也可体味出吴汝纶将朱海门视为知己,引为同调的情愫。

  对朱光潜研究,我下过一些功夫,除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外,还曾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并撰写出版多部著作。这次偶见吴汝纶手迹,解决朱先生研究的一个疑团,自是喜不自胜。

  安徽博物院的另一幅吴汝纶所题上款为“槃君”的作品,拐个弯也与朱光潜有雪泥鸿爪的关系。朱先生晚年回忆青年时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情景曾写道:“我在香港大学梅舍(May Hall)小书斋里墙壁上,挂着请乡先辈方槃君(常季)先生替我写的‘恒恬诚勇’四个大字”。他解释这被作为座右铭的四个大字说:恒,就是恒心、毅力,有坚忍不拔、百折不挠的精神;恬,就是恬淡、简朴,不贪图物欲享乐、不追求利禄虚名;诚,就是诚实、忠恳,襟怀坦白、不自欺欺人;勇,就是勇气、志气,要奋力拼搏进取。

  书写“恒恬诚勇”四个大字的方槃君,即桐城人方守敦(1865-1939),字常季,号槃君。其父方宗诚(1818-1888),字存之,号柏堂,清后期知名理学家和文人,桐城派后期重要人物,有《柏堂全书》行世,日本有“柏堂学”研究。方守敦(槃君)壮年追随吴汝纶,致力于变法维新,曾跟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,襄助吴汝纶创办安徽最早的新式学堂桐城中学。他中年后专力于诗学和书法,有诗集《凌寒吟稿》六卷传世,该诗集由其嫡孙、当代著名学者和作家舒芜(本名方管)先生整理刊行。他的书法市面上流传很少,较有影响者是桐城中学校园东侧立有四方形石柱,上有两组阴刻对联铭文,其东西两面联文即为方槃君所书:“高峰入云清流见底,杂花生树群莺乱飞。”上款为“集六朝人文句”,下款为“乙丑三月方守敦”。

  乙丑年为1925年,迄今已近一个世纪。其石柱在战火中未被破坏,让我们能够领略和欣赏桐城派书家方槃君先生“鸷骜苍硬,体兼分隶”书法的风采,可谓幸甚矣。

   吴汝纶这幅条屏是一首自作诗:“东海文明有本初,当时渐被盛何如?谁知岸谷多迁改,更向扶桑问秘书。 槃君老弟诗家正句。吴汝纶。”从诗意看,此诗应系吴汝纶晚期所作,表达他对中华文明原本兴盛,可时代变迁,沧海桑田,如今却要向接受中国文化滋养的日本学习,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反省而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感慨。他曾于光绪二十八年(1902)赴日本考察教育,吸收西学营养,便是“更向扶桑问秘书”的具体实践。

  此处“秘书”一词,暗含用典。盛唐开元年间,日本曾派多批遣唐使团和留学生来长安学习。其中日本贵族子弟阿倍仲麻吕(698—770),倾慕中国文明,取汉语名晁衡,于国子监太学完成学业,一举考中进士,执意长留大唐。他在唐朝生活多达37年,先任唐左春坊司经局校书,后迁任门下省左补阙、左拾遗、秘书监、左散骑常侍、镇南节度使等多种官职。作为中日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,晁衡传播大量中国典籍和文化到日本,同时也与唐朝许多诗文大家结下深厚友谊,与李白、王维、储光羲等均有诗文唱和,王维赠其诗的标题就是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》。这里“更向扶桑问秘书”句,即隐含晁衡的典故。

  吴汝纶以晚清名臣、著名学人和教育家著称,并非以书法家名世。其实,吴汝纶作为曾入内阁中书的同治年间进士,其书法帖学功底扎实,楷行兼擅,刚柔相济,朴茂多姿,既有颜体的厚重劲健之态,又有王书遒媚灵动之味,极富文人书法的风致。就这两幅作品来说,前者(题款“海门”者)细骨丰肌,清秀雅致;后者(题款“槃君”者)浑厚苍劲,气骨开张;两者皆沉稳而富有变化,于楷行中杂以草书,雄健而洒脱,谨严而秀逸,在文人书法中别具格调和风貌。

  书法之道,当今更多把它仅仅看作一种书写技艺,即我们更多从书艺技巧角度谈论书法的高下优劣及价值。其实,书法作为文字书写的高级形态,不仅本身是一种书写艺术,也是传达作者思想认识与情感态度的工具和渠道。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、怀素《自叙帖》、颜真卿《祭侄稿》、苏轼《黄州寒食诗帖》、黄庭坚《花气诗帖》等,无不既是书法的佳作范本,又是千古诗文名篇,其中描写的情景和情感打动历代读者的心灵。这与现今各类书展和书家所写书法,多半抄写传统诗文或古人隽语,绝不相类。安徽博物院这两幅作品,除了让我们领略到吴汝纶书法的风采,更让我们看到他的睿识和胸怀。此两幅作品的内容,《吴汝纶全集》漏收,却为桐城派及吴汝纶、朱光潜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。

   在这个意义上,古人书法与今人书法不同,因其所书多为自己对人生世态的独到体悟和认识,常常具有超越书法之外的多重价值。

   (作者:钱念孙,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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